病理報告結果出來那一天，正好是我在醫院陪病。
其實不管在術前、或是手術完成後主治醫師的說明，都已經表示這個腫瘤，很高機率是腦瘤中最惡性的第四期膠質瘤（又稱膠質母細胞瘤，GBM），家人們也都有了心理準備。
不過媽媽本人在手術前，因為腫瘤的壓迫，大部分時候都處在有點呆呆的、搞不清楚狀況的狀態，既沒有察覺自己身體有任何不對勁，也好像沒有太大的恐懼或情緒起伏，某方面來說也算是一種幸運吧。
但在手術順利結束、媽媽也逐漸恢復後，我們開始猶豫，要在什麼時機、用什麼方式，讓媽媽理解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什麼？
病理報告那天，住院醫師來到病房，快速向我們告知切片檢驗的結果是膠質瘤，剩下的—請我們自己查，就離開病房了。我追出去問他，所以究竟是第幾期？他告訴我，是第四期，他不方便在病人面前說。
儘管已經做了心理準備，內心還是非常的沉重。我在病房外先分別打電話給爸爸和哥哥告知結果，我們都認為要讓媽媽本人了解自己的病情，但要怎麼說，可能得適時看狀況再想想。
回到病房後，我陪媽媽去上廁所，媽媽突然歪著頭問，奇怪，怎麼跟電視演得不一樣？醫生怎麼沒有告訴她，她還可以活多久？
我問她，妳會想知道自己還可以活多久嗎？
媽媽毫不猶豫地說，當然會啊！這樣她才可以好好規劃，剩下的時間要怎麼運用啊。
聽她這樣說，我當下便決定，將主治醫師在術前說明跟我們說的話，一五一十告訴她了。每個病患的狀況都有所不同，這真的很難說，但以主治醫師自己看過的患者經驗，平均來說是兩年......
媽媽聽了之後，異常平靜的點點頭，「兩年啊......」，隨即便說，那她得要辦一場Play Back的喪禮才行，最好是生前告別式，這樣她本人才可以參加。
（Play Back是一種應用劇場的形式，媽媽是一名應用戲劇工作者，當年就是因為接觸了Play Back，讓媽媽決定在40歲的年紀去就讀應用戲劇研究所）
我問她有沒有嚇到，她說，其實在馬偕照CT照到腦瘤的時候，她就有心理準備了。如果能夠辦一場Play Back的生前告別式，她就會覺得很欣慰。
結果那天下午，我們躺在病房裡，本來要睡午覺，媽媽卻開始在腦中規劃她的生前告別式，一一細數場地、形式、要邀請誰，好幾次我都已經快要睡著了，還被她叫醒。而想著這些的她，看起來實在是精神百倍，幸福洋溢。她說，因為她有宗教信仰，還有Play Back作為支撐，所以她其實不太害怕死亡，但同時她也對接下來的治療非常有信心，相信自己可以活很久。
看到媽媽如此坦然面對降臨她身上的命運，這一刻，我們全家好像也因此踏實下來，已經明確知道要面對的是什麼，剩下的就是好好陪伴彼此，一起走過這段路程。
當然，面對生死的坎，在後續的治療與陪病過程中，還是持續來回浮現種種恐懼、害怕、悲傷。慶幸的是，在我們家，能夠毫不避諱地談論死亡，當媽媽說要辦生前告別式，我們都很鼓勵與支持她。我們會討論，要不要先簽預立安寧緩和，遺囑要怎麼寫，喪禮想怎麼辦，她有沒有什麼放不下的東西。
談論死亡的可能性，或許對很多人來說是禁忌，是觸霉頭，會招來不幸，好像我們不去看死亡，死亡就不會降臨，但這明明就不是事實。當媽媽跟朋友說想辦生前告別式，也有很多人的反應是嚇到或排斥。我們也談到阿公阿嬤，他們都已經九十幾歲，年紀很大了，身體機能的衰弱，走不動、吃不下，讓他們時常會沮喪地說，活這麼久真的好累、好痛苦，不如不要活了，這時候有些家人就會出聲喝斥他們，要他們不准說這種話。
面對死亡，我想作為一個活著的生命，完全不害怕、不眷戀活著，是很難的，這些對談論死亡的抗拒與排斥，或許出於自身的恐懼，也出於不願說再見的執著。但是我會想，對於我媽或是我阿公阿嬤來說，當感受到死亡的可能性變得如此真實而逼近，卻又無法跟身邊的人談論時—那將會有多麼的孤獨。我覺得真正可怕的，好像不是死亡，而是孤獨呢。
有一次媽媽在跟朋友的對話中，說了「我覺得好幸福，死而無憾」，立刻被那位朋友制止，說她「說錯話了」。我笑著回她，那不如妳下次說「生而無憾」好了。生而無憾，死而無憾，好像表達的都是同一個意思啊。生，死，本就是一體兩面，作為一個生命，我們終究無法永遠只面向生，而背對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