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J

在J要再次離開台灣前一週，很臨時約了見面。事實上直到見面才知道J下週就要飛了，也許是某種冥冥的直覺讓我那天在看到J的限時動態時，突然想傳訊息問J，是不是還在台灣？要不要見個面？

其實在幾週前，J就有訊息問我是否有空吃個飯。但我當時的狀態實在太差了，四月底那時候各種內外狀態的消耗，讓我整個人縮得非常非常小，我把僅有的能量拿出來，每天起床出門工作、回到家後勉強維持人形狀態和家人說說話，就完全扁掉了。也許是能量已經到了某種不能再低的低點，那陣子的我開始對於「某個人靠近我會讓我的能量增或減」非常敏感。哪些朋友讓我很想見面、互動，哪些朋友我現在完全不想接觸，頓時變得非常直覺而鮮明。而J在當時非常直覺的判斷下，是接觸了會讓我更加消耗、心情更加沮喪的人，於是我很直接的回應：但我好像現在沒有力氣聽你說你的事情。

其實這不是我認為理想的維持友誼的態度。我期許自己是個更加重視友誼的人，可以和我在乎也在乎我的人，有意識地維持固定頻率的互動與彼此關心，而不是隨著狀態起起伏伏就靠近或推開。但最近發現我好像非常疏於維護與朋友的關係。之前在台東時，還比較用心的維持社交圈，在鹿野生活圈的友人會固定聚會、或是互幫農事來維持互動；也常常會有遠方的朋友，旅遊經過台東或是特地安排來拜訪，時常在家裡接待朋友。但在回到新竹後，也許是工作的關係，時間與心力似乎都變得十分限縮，也或許是城市中一種自然的疏離感，與朋友們的關係反而像是更遠了。

J已經是我回新竹後最常見面的友人了。在她去澳洲前，我都還有餘力每隔一段時間聯繫關心她，問她要不要出來見面聊聊，到咖啡廳說說話寫寫字，或是下班後去十八尖山走走。我還記得在她出發澳洲前最後一次兩個人聊天，走在新竹田徑場的操場，她說了類似「很多話她覺得只有可以對我說，因為我會懂」以及「如果她死了，我會是她想要將貓咪託付給我的人」之類的話。在我聽來，這當然是某種對於友誼很高級的肯定，但同時也帶著些許承接責任的沉重，但對於我這樣的人，我好像自然而然地認為我應該要擔當起這樣的角色，並感到光榮。

在她出發澳洲的初期，我們還會不時通話，關心她在澳洲的狀況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逐漸感到，要接她的電話會讓感到很沉重、甚至有點抗拒呢？好像從感受到逐漸接不住J後，我便有點本能的想要從「少數能讓J傾吐的人」的角色撤退。一開始只是「覺得自己狀態OK就接，覺得狀態不OK就不接」。後來，今年初媽媽生病，我自己的生命受到巨大的衝擊與挫敗，全部生命的能量都拿去照顧媽媽，更是無暇他顧了。

回到J再次返澳前的那個見面。那天很臨時的約，新竹下著大雨，下班前我因為臨時的狀況加班，無暇回覆J的訊息，J還是在大雨中毫無怨言的騎車來新竹市，一邊等我下班一邊找了合適的餐廳。

我們去吃了半自助式的韓式豆腐鍋，一邊手忙腳亂的點菜、煮火鍋，一邊聊了一些瑣碎的事情。久違的見面，我們聊天的內容比我想像的輕鬆、平淡，但我心中卻一直有一種違和感。好像其實明明兩個人都攜帶著沉重的心事跟包袱，但刻意選擇一種不著邊際的姿態交談著。總覺得吃完飯就分別有點可惜，飯後我藉著「吃太飽想走走」為由，再約她散了一下步，我們的交談依舊像浮在半空中一樣，我覺得內心有點焦燥。難道我期待著更深入的交流嗎？

最後時間晚了，我們在路口道別，互相擁抱了一下，我祝她回澳順心。在那一刻J的眼淚才掉了下來，我不知道眼淚背後的情緒連結是什麼？可能她也不知道。

回家後我的心情有些複雜。好像過去這段有點疏離的日子裡，和這位朋友的生命錯過了，而重新連結的時候，變得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，把這段時間裡都過得十分困難的我們，互相交代，互相承接。也許這段時間的我們，就是只能這樣了。以前都會笑稱，與J是那種「沒事不會聯絡、聯絡都是出大事了」的友誼。這幾年相對頻繁的聯絡，是因為J的狀態一直很不好嗎？也是到現在才發現，當我們真的不好到某個程度，似乎也是沒辦法好好聯絡呢。未來是否還會變得再次親近，我也不知道，這樣的想法也許又顯得對於維護關係十分消極，但......現在的我，儘管會感到遺憾，也只能讓因緣自然的流動了。